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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标题:从阿尔及利亚到突尼斯

作者:厄尼·泰勒·派尔

内容简介:

厄尼·派尔1942年起作为战地记者在北非战场进行报导,他跟随运兵船前往非洲,和盟军士兵一起经历了突尼斯战役的炮火硝烟。第一步兵师和第一装甲师,一等兵和二等兵,吉普车、GMC两吨半卡车和道格拉斯DC-3货机,战俘和战利品,俯冲式轰炸和机枪扫射,蛇和蜥蜴,医生和护士,口粮和毯子,在这一切背后是坟墓、坟墓和坟墓。派尔从各种角度、各个细节讲述了“我们的战争”。盟军、德军,法国人、阿拉伯人,从士兵到军官,派尔不带预设观点地观察着他们,发现他们对战争既有幻想,也很现实。对于盟军战士来说,他们牺牲了,并且因此剩下的人可以继续活着。

试读

10月下旬的一个中午,我得到消息,我们当晚就要离开伦敦。临行前要做的事情很多:当天早晨我才刚把衣服送去洗,想要拿回来是没有指望了,所以我不得不冲出去,额外买些袜子和内裤。部队会在下午两点取走我的铺盖,贴上神秘的运兵船标签,再送到相应的地方。

我不得不把其他东西塞进帆布袋和我的斜挎军用包里。四个朋友来和我吃了最后的晚餐。离开前,我第一次换上军装,告别了我的便装,下次再见是什么时候,只有老天才知道。我那旧旧的棕色西装,我那脏脏的帽子,我的信件——所有私人小物件最后都被放进一个小箱子,留在了伦敦。我可能再也看不到它们了。穿着军装的我,显得局促、可笑又老气。

到了晚上,我搭一辆的士前往指定的集合地点。我到达时,其他记者都已经到了。我们的英国文件被部队收走保管。我们被要求摘下记者臂章,否则可能会被认为是“潜伏间谍”,船队里的“间谍团伙”,如果有这种东西的话。接着,一辆军车拉上我们穿越封锁,在伦敦穿行。我完全不知道身在何处。最后,我们在一个很少使用的郊区车站停了下来,并且被告知,还要等两个小时,部队的火车才会到来。我们在车站的站台上踱来踱去,以此取暖。夜晚漆黑一片,火车似乎永远不会来。等到终于上车之后,我们分别进了两个车厢,我很快就睡着了。

在火车上,我们坐了一整夜,睡得很少。刚开始,我睡着了,但很快就醒了,因为太冷了。我们不知道自己要前往哪个港口。不过在路上有人告诉了我们。我们都很惊讶,有些人甚至都没听说过那个地方。

天刚亮,我们的火车就停在一艘大船旁边。在码头棚下的一张部队办公桌前,我们办了登船手续,收拾好行李,爬上了船。船上又脏又冷,却又令我们十分好奇。我们这些人被分到了两间船舱,四人一间。包厢条件很好,好到超出我们所有人想象,基本上跟和平时代一样,只不过每张床都是上下铺。许多军官都住在比我们挤得多的船舱里。

我们都以为登船后不久就会开船,却忘了船还没有装满。事实上,我们等了48小时。在这期间,一趟又一趟长长的火车来了又走,夜以继日,卸下它们装载的“货物”——人。时间过得慢极了。我们站在铁轨旁,看着部队登船。他们冒雨而来,负重而行——头戴钢盔,身穿军装大衣,背着步枪和沉重的背包。似乎没有尽头的队伍登上陡峭的舷梯,逐渐被大船“吞没”,这幅景象令人激动,某种意义上,也令人悲伤。

他们默默前行,大多数都是。偶尔会有人看到火车上认识的人,然后喊叫起来。对于这些即将奔赴战场的人来说,有些人带上船的东西很奇怪。有的人手里拿着书,有的背着小提琴或班卓琴[1]。有个士兵还牵着一条大黑狗。还有一个,我后来看到,在衬衣底下藏了两只小狗。就像故事中的斯巴达男孩一样[2],他差点被小狗们挠死,但毕竟是花了32美元买的,他很珍惜。

英国人(我们那艘船是英国船)对带狗上船这件事非常苛刻。军官们下令所有狗都必须上交。他们说这些狗会被送上岸,还承诺会给它们找到很好的收养人家。不知怎么回事,狗狗们不见了,再也没有被军官们发现。不过,在到达北非的那个清晨,我们下船准备开始奔往驻地的漫长行军之前,来自英国的一条大黑狗和两只小狗跟我们一起,踏上了在陌生非洲的征途。

连续两天装载了无数美国士兵,塞满了数千份铺盖和背包之后,我们的船终于要启航了。那是个典型的英国冬日,凄风苦雨,天气差到人们根本不愿意去外面甲板上,看码头离我们越来越远。大多数人只是躺在铺位上,冷漠到不去瞧上陆地最后一眼。现在,一切都交给上帝吧——还有英国海军。

我们的船上有好几千个军官、士兵和许多护士。对于这艘船,我感到有些亲切,因为两年前我曾经看到过它停靠在巴拿马。我从没想过有一天,我居然会乘坐着它前往非洲。

军官和护士们被分到和平时代给乘客住的普通船舱。士兵们则挤在甲板下,货舱里。这艘船曾经是冷藏船,但所有的制冷间都被清空,人们都挤在一起。每个屋子里都放着长长的木桌子,两边是长条凳。人们在桌子上吃饭,晚上就睡在上方钩子吊着的白色帆布吊床里。

环境似乎非常拥挤,有些人激烈地抱怨食物难以下咽,好几天没有吃饭。但有些小伙子说,比起从家乡来到英国的旅途,这种条件已经够好了。有时候,我在下面跟士兵们一块吃饭。我不得不说,他们的食物跟我们在军官食堂里吃到的是一样的,而且在我看来,食物还是很好的。在任何大运兵途中,拥挤都是难免的。条件恶劣,但除此之外,我想不出还能怎样把那么多人快速地运往别处。

船上最大的问题是没有热水。洗碗的水是微温的,也没有洗洁剂。所以,碗盘变得油油腻腻,有些士兵因此得了轻微的痢疾。我们的船舱里,一天只有两次用水时间——早晨7点到9点,晚上5点半到6点半。水没有经过加热,我们只能用冷水剃须洗漱。士兵们可以洗微温的海水澡,按照部队顺序,每三天一次。

士兵们被允许在甲板上随意行走,除了专门为军官们划出的一小块地方。理论上,军官们应该不能待在士兵们的甲板上,但这条规矩很快就被打破。我们这些记者倒是想去哪里都行,可能是因为我们特殊的才华吧。

船上还制定了战位指南,以防遭受袭击。所有的军官都要待在船舱里,所有的士兵必须留在甲板下面。吃水线下,最底下两层甲板的士兵要移至上两层。在遭受袭击时,只有我们这些记者被允许待在甲板上。纵然我们有才华,却毫无用处,因此被赋予了神圣的“被打死”的权利,只要我们想的话。

美国炮手掌控着船上所有的火炮,但他们从来不用真正开火。在我们启航的第一天上午,船队中所有船只都在测试枪炮,有一会儿,四处都是生动而嘈杂的射击场面。

我们这些记者知道我们要去哪里。有些军官也知道,剩下的军官也能猜到。但有相当数量的士兵根本不知道自己要去往哪里。有些人认为我们是要经由摩尔曼斯克航线去往俄罗斯,其他人以为我们的目的地是挪威,还有些人觉得是冰岛。还有些人真的以为我们是要回美国。直到出发后的第五天,当指南书发下来,告诉我们在北非要如何自处时,所有人才知道自己要去的是哪儿。

在海上的头几天,我们的船似乎毫无目的地四处游荡。接着我们完全停了下来,停泊了一天。但最后,我们的船与其他船只汇合,在离开伦敦的五天之后,船只们慢慢形成了一个预先排好的队形,就好像漂浮的拼图碎片形成一幅图画一般。天黑时,我们的船颠簸得厉害,第一批虚弱的人开始生病了。

接下来的几天,海上波涛汹涌,许多人开始晕船。尤其是甲板下面的士兵们。但他们适应得不错,货舱里的情况也没有像别的船只那样糟糕。

一段时间后,海面平静下来,基本上这次旅程还算愉快。每天早上6点半和10点,士兵们都要在外面集合,操练一个小时。除此之外,他们没什么事可做,只能无聊地站在甲板上、躺在下面看书或者打牌,消磨时间。整个旅程中,船上没有什么仪式。许多士兵开始留起了胡子。

管理一船的部队真是一项了不起的任务。直到启航将近一个星期后,一切才安定下来,变得井井有条。一名空军上校被任命为船上部队的指挥官。接着指挥室成立了,指挥官的几个助手也选出来了,甲板上的工作人员也得到了指派,船上的规章制度也被油印分发。部队接到了命令,晚上不能在甲板上吸烟或使用手电筒,不能把烟头或橘皮扔到船外,否则,凭借这些光亮和漂浮的垃圾,用不了几个小时,运兵船就会被敌方潜艇的指挥官发现。

起初,这个警告似乎并没让人太留意。士兵们把垃圾扔出船外。有天晚上,一个护士来到甲板上,打着闪亮的手电筒照路。我旁边的一个军官朝她大喊。他喊得那么大声,那么凶狠,一开始我还以为他是在闹着玩。

“关掉手电筒,你这个傻子!笨蛋!你一点常识都没有吗?”

然后我突然反应过来,他是认真的,她那一点点亮光可能会把我们都害死。当然,这艘船是漆黑一片的。甲板的所有入口都用两套厚厚的黑色窗帘遮住。所有的舱门都被漆成黑色,并被下令关闭,但有些人白天会打开舱门。在下面的货舱里,舱门每天都会打开一小会儿,给船舱通风换气。不过,如果在许多舱门都打开的时候,正好有鱼雷击中我们的船,那么水就会大量涌进船舱,把船弄沉。

每人都有个救生圈,必须时刻随身携带。这是一种新型救生圈,很像两个绑在一起的小枕头。从头上套下来,往下拉,卡在肩膀和胸脯,然后绑紧。但我们只是松松垮垮地吊在肩膀上,很快就戏称它为“沙包”。

第二天,我们就被要求系上手枪带,上面还挂着水壶。即使去餐厅,我们也得带着救生圈和水壶。

我们这个特殊的小组有9名成员。我们被官方分配在一起,整个旅途中,我们团结一致。我们是:《时代与生活》的比尔·朗;《新闻周刊》的里德·米勒;《纽约客》的乔·利布林;《纽约太阳报》的高尔特·麦克戈万;巴尔的摩《非裔美国人》的奥利·斯图尔特;陆军报纸《美国佬》和《星条旗》的记者鲍勃·内维尔中士;两名陆军巡查员,亨利·迈耶中尉和科特兰·吉列中尉;还有我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