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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标题: 美国的经济不平等与政治权力

作者: [美]马丁·吉伦斯

内容简介:

比财富不均更可怕的是制度不公

美国的政策制定为何重富轻贫?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只对富人的偏好做出反应,那么这个国家还能成为一个民主国家吗?在一个理想的民主国家,所有公民都应该对政府政策有平等的影响,但正如本书所展示的,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几乎只对经济上处于优势地位的人的偏好做出反应。

本书以敏锐的分析和令人印象深刻的数据,审视了数以千计的政策改革提案,以及穷人、中产阶层和富裕的美国人对每项政策的支持程度。本书的发现是惊人的:当低收入或中等收入的美国人的偏好与富人的偏好不一致时,政策结果与处境较差的群体的愿望之间几乎没有关系,相反,富裕的美国人的偏好与政策结果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

本书还表明,这种代表性的不平等广泛分布在不同的政策领域和时间段,并且受到利益集团、政党和选举的影响。

作者简介

马丁·吉伦斯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曾任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教授,美国人文与科学学院院士。他的研究领域包括:代表性、公众舆论和大众媒体,特别是与不平等和公共政策有关的问题。他的主要著作包括:《为什么美国人讨厌福利:种族、媒体和反贫困政策的政治》(Why Americans Hate Welfare: Race, Media and the Politics of Antipoverty Policy)《美国的民主?:哪里出了问题,我们能做些什么》(Democracy in America?: What Has Gone Wrong and What We Can Do about It)。

译者

孟天广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政治学系长聘副教授、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兼任清华大学计算社会科学平台执行主任、苏世民书院兼聘教授。

试读

信息获取和加总效果有多好?

信息获取、偏好加总和议题大众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减轻低水平的政治信息和低质量的大众偏好对政治议题的影响?现实中,没有大规模社会中的大众可能满足贝雷尔森、拉扎斯菲尔德和麦克菲等对充分知情的大众的期望。但是现有的大众是否在其政治偏好上,显示出了能够推荐一个强烈反映了大众偏好的治理体系的足够智慧呢?我们知道,信息获取可能是在复杂议题上形成政策偏好的一个有效战略。比如在一项研究中,在加利福尼亚的投票中,受访者对五个竞争性的法案细节所知甚少,但知道每个法案背后的保险业基础,这样他们就能够紧密效仿比他们对此有更好认知的人的投票行为。 44 但是仅仅是因为信息获取能够作为有效的捷径并不意味着必要的信息总是可以获取的,或者公民会在需要的时候利用他们。

一种评估上述过程中产生的公众偏好质量的方式是:比较调查中所表达的实际偏好,与假定公众有能力、时间并倾向收集议题相关信息的情况下所持有的有充分信息的假定偏好。

评估实际偏好在多大程度上区别于假定偏好的最直接方法,是告知一个公民代表组一些政策议题集,并且观察他们的偏好会如何变化。詹姆斯·菲什金(James Fishkin)和罗伯特·卢斯金(Robert Luskin)曾经在一系列“协商调查”中做过这个。 45 比如,1996年国家政策大会把从美国人中随机选取的466名参与者带到得克萨斯州奥斯汀待了四天,在这期间他们阅读各种经济、对外政策和家庭问题的材料简报,在小组内讨论这些议题并参与与专家的问题回答环节。他们在最开始被找上的时候,以及到最后要离开奥斯汀的时候都被问了同样的问题,这个问题与他们在这三个议题领域里的政策偏好有关。为了有一个对照组,最初样本中那些没有被选到来奥斯汀的成员也完成了同样的调查。

在国家政策大会上的参与者在48项被询问到的政策态度问题上的偏好都或多或少的有所改变。但是加总的偏好均值变动不大,并且几乎未超过没有信息也没有协商机会的对照组所表达的偏好变化水平。以百分比衡量(满分为一百分),协商组在这48个议题上的事前事后偏好差异净值为5%,而对照组是3%。 46 4天的集中学习和协商似乎带来了政策偏好的加总变化,比那些没有利用干预手段来重复调查同样受访者的水平高出了2%。

国家政策大会研究的结果表明,在所强调的议题上,参与者既有的加总偏好,与他们在4天的教育和协商后所表达的有充分信息的偏好很像。但是这些结论取决于给予协商组受访者的具体信息。如果提供的信息对受访者而言并不是新的,与他们已经知道的并没有足够的不同,或者与他们被要求做判断的政策并不足够相关,那么不同的信息可能会更大程度地改变加总政策偏好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尽管如此,由于组织者的目标仅仅是要提供一些在大众观点质量批评者看来公众所缺乏的教育经历,这些结果确实给了这个观点一些可信度,即信息获取和加总得来的集体评价结果,会与那些充分知情和参与度高的公民所表达出的结果基本无差。

另一个比较现实偏好与假定偏好的方式,是利用统计方法来模拟有充分知情的公民。这种方法利用了一个事实,即如菲利普·康沃斯所观察的那样,选民的政治知识平均值很低但知识的方差很大。 47 通过模拟最知情的选民的投票选择或政策偏好,就能估算出那些政治信息水平较低但有某些同样特征的公民的偏好。

比如,拉里·巴特尔斯(Larry Bartels)比较了信息最充分的受访者与在年龄、教育、收入、种族、性别、职业、地区、宗教、工会会员、城市、住房以及劳动力参与等方面与之相同但信息不那么充分的受访者选举总统的行为。 48 巴特尔斯发现在1972年到1992年的六次总统选举中,实际的与有充分信息的个体之间的投票差异平均为10个百分点。然而,许多这些差异被相互抵消掉了,一些拥有很少信息的公民(如果有充分的信息会被预测为要投民主党)将选票投给了共和党,而另一些拥有很少信息的公民被“误认为”投了民主党的票,而根据预测,他们是要投共和党。实际的与充分信息的个体之间在总统选举投票中更相关的加总偏差只有3个百分点。 49

在一个使用了类似方法但更加直接相关的研究中,斯科特·艾尔豪斯比较了受访者在235个政治观点问题上实际表达的偏好与被估算的偏好,用那些跟他们有着相同的教育、收入、年龄、政党身份、种族、性别、婚姻状态、宗教、地区、劳动力参与、职业类型、工会身份以及住房情况,但有着最高水平的政治知识的人的偏好作为每个受访者的预测偏好。 50 艾尔豪斯发现在加总时,估算的“信息充分偏好”与表达偏好之间有着6.5%的均值差异——不是一个小数目,但不足以因此而认为既有的偏好不适合为政府决策做参考。 51

在令人受启发的偏好研究中可以得出两个结论。首先,尽管启发式或信息式的捷径在理论上能有效地使公民形成享有充分信息时的偏好,但在实践中实际的与假设的充分偏好情况仍然有差距,不管这些偏好是统计估算的还是接受了新信息和协商达到的。其次,加总差异的规模是相当小的。两个针对政策偏好的相关分析发现了2%和6.5%的差异规模,而总统选举中的差异规模为3%。这个规模的差异可能足以动摇一个旗鼓相当的选举形势,或者加总偏好从略微支持转变为略微反对某些政策。但是我在下面的章节所查考的政策议案范围很广,从强烈反对或强烈支持(我的数据库中大概三分之二的议案变动都被低于40%或者高于60%的受访者支持)。这样,来自有更多信息的、更开明的公民的支持率上较小的差距,不太可能导致根本性不同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