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大瘟疫》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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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当病原体未知或不确定,疫情的信息又被封锁时,流言蜚语——以及相伴出现的恐惧——就会迅速失控。”作者认为新兴的信息传播渠道,比如电报的发明和新兴的大众媒体会激发公众的歇斯底里情绪,进一步放大这些恐惧。1924年洛杉矶鼠疫的信息最初就是由媒体透露出来的,它们用了“怪病”、“濒临死亡”、“黑死病的受害者”,以及“洛杉矶13人死于肺鼠疫,恐惧四布”等极具煽动的话语。《费城询问报》说:“恐慌严重到一定程度就是恐惧了。”在洛杉矶人还处于对鼠疫的惊恐不安中时,地中海多数港口也暴发了鼠疫,美国政府启动海港隔离检疫,此时的美国,面临着国内的肺鼠疫和海外进入的腺鼠疫,“这种歇斯底里的组合让美国国会恐慌”。这一状态与当下中国的情况相同,国内“新冠肺炎”还未完全清零,域外输入的病例数却日见攀升,幸亏中国政府较早地建立起完备的抗疫检测系统,能有条不紊地应对蜂拥而至的归国人潮,没有使整个社会和民众陷入歇斯底里的恐慌中。此外,政治的因素也会波及甚至影响到对瘟疫的阐释,1976年费城突发的“军团病”触碰到了人们对冷战的恐惧神经,担心这是生物武器和化学毒素所致,以至于美国国会紧张起来,担心这会是一个“被错过的警报”。当艾滋病突然出现时,有流言称:“病毒是五角大楼、制药巨头和中央情报局合谋在生物武器实验室中制造出来。”

2.传染病从未远离人类。就在一个世纪前,西班牙大流感横扫全球,留下了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更为恐怖的死亡数字。在那之后的一百年里,类似的剧情一次又一次上演。现代医学高歌猛进的史诗吟唱,始终伴随着恐慌、悲伤和忧虑的协奏。人们不曾想到,令人闻风丧胆的鼠疫会降临在自诩“天使之城”的洛杉矶;人们更从未料想,可爱的家养小鹦鹉会带来致命的鹦鹉热。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军团病、艾滋病、SARS、埃博拉、寨卡……瘟疫在全球四处生根,没有哪个国家敢标榜自己绝对安全。

3.人类不断地从一次次瘟疫中总结经验教训,开发新的诊疗技术。但正如细菌学家乔舒亚·莱德伯格(Joshua Lederberg)所言,在日益全球化的时代,尽管有了新的医疗技术以及普及的疫苗和抗生素,但人类“本质上比以前更容易受到伤害”。是人类的学习能力不足吗?是我们的医学家们还不够努力?或者,我们需要跳出思维惯式,重新审视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关系吗?

4.我们常把对抗传染病喻为一场战役,将病原体视作虎视眈眈的敌人。但比起“对抗”,也许“平衡与失衡”才是更为贴切的隐喻。彻底消灭病原体的理念是难以实现的。我们看到,动物——特别是野生动物——在多次瘟疫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自然状况下,病原体与动物长期共处,已然达成了某种平衡,而人类有意或无意地入侵自然领域,打破原有的生态平衡,病原体便跳跃到人类身上——本书关于鼠疫的一章,讲述的正是这样的故事。

5.除了生物因素之外,社会、文化因素也加剧了传染病的蔓延。首先,全球化使世界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疫情流行时,我们已无法寄望于躲进某个与世隔绝的“桃花源”里,一隅偏安。其次,文化习俗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疫情的传播,饮食、丧葬、节日习俗等都可能推波助澜。而这正是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方式的冲突在公共卫生领域的具现。在第八章的埃博拉防疫史中我们看到,简单粗暴地取缔习俗可能会适得其反,在制定公共卫生政策时,我们需要谋求传统与现代的平衡。

6.此外,在每场瘟疫之中,信息不对称导致的恐慌、流言与不信任情绪总是如影随行。瘟疫来袭时,我们总是希望迅速获取准确、全面的信息,但是马克·霍尼斯鲍姆博士却用历史告诉我们,这是一种近乎不切实际的期盼。1918年的流感大流行中,纽约公共卫生官员们担心影响战事,刻意夸大流感对德军的影响,而对美军的疫情轻描淡写。20世纪初洛杉矶鼠疫暴发时,出于对城市形象和经济利益的考量,市政领导、商业和新闻业巨头压制疫情报道,宣称“绝不会刊登有损城市利益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