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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真相”(post-truth)一词被牛津词典选为年度词汇,该词典给出的解释是“比起陈述客观事实,诉诸情感及个人信仰更能左右社会舆论”。如果说以前是“事实胜于雄辩”,那么现在是“雄辩胜于事实”。更让人担心的是,很多“雄辩”乔装改扮成了“事实”,假消息防不胜防。再加上,新兴媒介冲击之下,严肃媒体失势失声,随着新闻看门人一同消失的,还有对基本事实的深入调查和检核。在这个众说纷纭的时代,“失实”与“片面”已成了常态,偏激驱走了客观,情绪代替了逻辑。同时,一只看不见的大手也更青睐故事而非真相,因为前者不仅情绪化,而且容易编造和售卖,这只大手名叫资本,不停地增殖是它的本性。

曾经,人类因无知而无助;如今,我们因深陷信息洪流而无所适从。“什么是真?什么是假?我能相信什么?我又该如何判断?”正是应了那句话,自由与焦虑、选择与责任从来都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当不用再听命于他人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更加不知所措;拥有了对信息的选择权,甄别真伪也就成了无法回避的个人责任。从如何处理孩子发热,到投资、买房、规划人生,搜索引擎只能提供信息,却无法帮你抉择。如果你希望做出更明智的选择,如果你拒绝受人愚弄,一心想弄清真相,那么你手里的这本书应该能帮上忙。当然,作者并不会告诉你该相信些什么,该怀疑些什么,他们关心的是一个更根本的命题:你要如何判断该相信什么,该怀疑什么。如果我能给这本书起一个更容易理解的名字,那会是“万物评判指南”。

在这个新产品和新理论层出不穷的时代,这种判断力堪称一种基本的生存能力,它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比如,某广告中写道:“国外专业机构研究证明,本品中含有的……可以显著延缓衰老!”这句话其实埋藏了很多疑点。首先,所谓国外研究机构究竟是什么样的存在,是有公信力的研究所,还是厂商自建的实验室?(有无利益瓜葛?)其次,这个结论是基于动物实验还是人体实验?(对小鼠有效不等于对人有效。)研究中的样本量有多大?(十几个人吃了有效不等于对所有人有效。)这个结果是否发表在经同行评议的期刊上,或者是否被其他独立实验重复过?(其他专业人士认可吗?被其他人验证过吗?)衰老延缓的测量指标是什么?(比如,是实验样本自觉变年轻了还是关键生理指标出现了逆转?是脸部皱纹减少了还是认知功能改善了?对了,比起认知功能,有人可能更关心前者。)还有,所谓“显著延缓衰老”有多明显?(比如,有的产品售价几万元,效果仅相当于每天多睡十分钟。)该产品中有效成分的含量是多少,多大剂量才能产生显著效果?(需要每次吃一公斤,一天吃三次吗?)除了延缓衰老,还有潜在副作用吗?(比如,过量会导致猝死,若果真如此,那确实是成功地阻止了衰老。)当然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它的适用人群是谁?(所有人都能吃吗?)

试读

启发式思维

启发式思维是认知偏差中的一种形式,不过它也有其功能,因此并不是全然无用。我会称它为“90%法则”。假如有人给我打电话,并在聊天结束时提出需要知道我的信用卡号,那我会认为这是诈骗。虽然不见得事事都正确,但至少它还是有用的。假如你总是认为真实情况比想象的更复杂,那么多数情况下你都会是正确的。

问题的关键在于,你必须知道你用的是哪条法则,也必须意识到无论哪条法则都无法适用于所有情形。有些无意识的心理捷径会导致偏差。与其说它有用,倒不如认为它会误导我们的判断。

例如,“可得性启发式思维”(availability heuristic)自动默认以下事实:任何能轻易回想起来的事物必然是普遍存在的,或者是相当重要的。如果你知道美国车辆管理局有某位员工举止粗鲁,你会觉得美国车辆管理局所有的人都是这个德行。如果你刚好认识一位曾经在纽约遭遇抢劫的朋友,你可能会据此认为抢劫在这座城市是普遍现象。

当然,这样的结论肯定不算靠谱——这只是你个人独特的经历,没有普遍性。从理性角度而言,只有基于完整的数据系统,才能判断某个现象是否普遍存在。但事实上,我们会根据头脑中留存下来的某个案例,就此仓促地得出结论。

与统计学挂钩的启发式思维称为“代表性启发”(representativeness heuristic)。如果某人或者某件事物具有某一类群体的典型特征,我们往往就会认为其属于这一类群体。这么做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只是我们过分强调了这一规律,而忽视了另外两个关键信息。一是基本概率——该类群体本身有多大的普遍性?如果类群本身很小众,那么哪怕这个人具备该类群的典型特征,属于该群体的可能性也不会很高。二是预测值——该类群体的典型特征,未必就专属于这个群体。

为了说明这一原则,小说中夏洛克·福尔摩斯曾经给华生举过一个马蹄声的著名例子。在伦敦的街道上,如果你听到马蹄声从你身后传来,它就应该是普通的马,而不会是斑马。福尔摩斯借用了医学领域的一个典故——医学上诊断比较罕见的疾病时,会称为“斑马”。

假定现在有个病人,其症状包括心悸、头痛、出汗及高血压。这些都是非常典型的嗜铬细胞瘤(一种分泌肾上腺素的肿瘤)的症状。但问题是这种病极为罕见。所以就算症状全都符合,这位病人更可能患上的是焦虑症或甲状腺功能亢进,或者是其他也能够导致以上症状的病。嗜铬细胞瘤毕竟太罕见了。但是,经验不够丰富的医学院学生往往会根据“代表性启发”的思路,做出肿瘤的错误诊断。导师们对此早已见怪不怪——他们会哑然失笑,嘴里咕哝着“哪有什么斑马”,并且向学生解释这种病是多么罕见。当然我们会通过化验来最后敲定诊断结论,但已经没有人会对诊断出罕见的肿瘤抱什么希望了。

换句话说,有高血压不能就表明患上了嗜铬细胞瘤,因为前者并非后者独有的症状。患有高血压的非肿瘤患者大有人在。

为了说清楚“代表性启发”的现象,卡尼曼曾举过一个更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假设约翰是个电脑发烧友,他从不和别人交流,又对细枝末节的东西特别在意。如果他考上了“梅德普大学”,他学工程学而不是人文学的概率有多大?

你也许会说他更有可能成为工程系的学生,但其实你根本不知道他会如何选择,因此你的判断未必准确。万一这所大学99%的学生都是学人文学的,只有1%的学生是学工程学的呢?如果是这样,那么约翰很可能会报考“与其人设不符”的人文学,而不是“符合人设”的工程学(且不谈如今这些学科是否还留给人们这种印象)。

还有一类启发式思维相对简单,我们称之为“单位偏差”(unit bias)。为了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人们会用合理的第一近似值来代替精确数值进行判断。我们会抓住某个物品最突出的一个特征不放,并以此来衡量该物品的价值、质量或者数量。安德鲁·盖尔与保罗·罗津在2009年做了一项实验,让受试者估算一下别人的体重。试验结果发现,他们完全是根据腰围来估算体重,而完全忽略了身高的因素。这样的估算结果显然是不准确的。

科技市场上也存在大量的“单位偏差”现象。还记得20世纪90年代(甚至更早)人们是怎么购买电脑的吗?他们只关心处理器的运算速度(达到多少兆赫),仿佛速度决定了整台机器的性能。至于运行内存(RAM)、主板或芯片组,这些元件的特性解释起来过于复杂,普通的电脑用户是不会在意它们的。他们唯一关心的就是运行速度。

类似的情况还包括数码相机——人们只关心达到了多少像素。对多数用户而言,像素参数中的最大分辨率也许根本不值一提——有那些工夫还不如操心镜头的好坏呢。(如果你恰好是科技发烧友,你可能会替这些人汗颜。不过问题在于,大多数人都会把复杂的技术问题“浓缩”为一个简单的数值。)

最后我们要谈的是所谓“锚定启发式思维”(anchoring heuristic)。这一现象在市场上也屡见不鲜。假设我带你看了一处住宅,并问你“你觉得这座房子值不值10万美元”,接着我再请你为它开个价。我给另一个人看同样的房子,问他“这座房子值不值50万美元”,并请他估算一下这座房子到底值多少。先前被“锁定”在10万美元区间的人对房子的估价,要远远低于被告知可能值50万美元的人的估价——即使他们评估的是同一处房子的价值。

没错,我们真的很容易被洗脑。无怪乎广告都这么说:“你会愿意花100美元买下这件超级棒的产品吗?还是愿意花200美元?现在你只要花19.95美元的超低价,就能拥有它了!”心理学家也建议在商务谈判中,我们应该公开招标,以便“锁定”所有可能的投标价格。我们可以“锁定”的不仅仅是金钱,也同样可以“锁定”时间和地点,甚至是对价值的判断。

所以,你真的能从拉斯维加斯功成身退吗?恐怕办不到。数学概率不允许你这么做。如果你坚持认为你能颠覆这种概率,这就是一种认知偏差,而赌场恰恰非常乐意看到这一点(除非你使用“算牌”这样的量化分析方法,但在赌场会被视为作弊)。以后当你再遇见广告或者看到新闻,包括跟朋友聊天时,请记得启动你的元认知:如何对信息进行处理和评估?判断是如何产生偏差的?人的心理是如何被利用和操纵的?

把稳你的舵,逆流而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