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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标题:欧洲与美国的当下危机

作者: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图宾根大学历史学博士,1970年任柏林自由大学教授,现任柏林洪堡大学当代史教授,是德国当代具有影响力的史学家。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大十字勋章获得者、莱比锡图书奖获得者。

内容简介:

“谁代表欧洲讲话?”“德意志问题又来了?”“英国脱欧会带来什么?”“欧盟会崩溃吗?”“美国将往何处去?”在这样的一个个问题的引导下,历史学家温克勒带读者回到欧盟肇兴之初,或是美国建国之时,为每一个当下的问题寻找埋藏在历史线索中的源头。西方仍是世界经济、政治舞台上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而理解欧洲,需要深度理解其历史、思想。

接续前作《西方通史》,在本书中,温克勒深刻描摹了近年来西方遇到的挑战和困境,专注于近十年发生在西方的各类重大事件,但他的眼光并不局限于此,而是将自己毕生研究的西方历史之趋势与正在发生的历史相结合,为每个问题寻得的答案,并做出了自己的分析预测。

作者简介:

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Heinrich August Winkler),1938年生于东普鲁士首府哥尼斯堡(现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图宾根大学历史学博士,1970年任柏林自由大学教授,现任柏林洪堡大学当代史教授,是德国当代具有影响力的史学家。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大十字勋章获得者、莱比锡图书奖获得者。除本书外,温克勒教授还著有荣获莱比锡图书奖的四卷本巨著《西方通史:从古代源头到20世纪》(Geschichte des Westens)、《走向西方的漫长道路:德意志史》(Der lange Weg nach Westen:Deutsche Geschichte)、《永远活在希特勒阴影下吗?》(Auf ewig in Hitlers Schatten? )、《西方史:浩劫年代(1914-1945)》(Geschichte des Westens: Die Zeit der Weltkriege 1914-1945)、《魏玛:德国史读本(1918-1933)》(Weimar: Ein Lesebuch zur deutschen Geschichte 1918-1933)等。

试读

德意志问题又来了?

德意志问题是个老问题了,它是拿破仑1806年强行解散神圣罗马帝国的后果。更确切地说,自那之后出现了三个德意志问题。人们争论不休的第一个问题是:究竟哪儿才是德国,它的边界在何处,它管辖着哪些地方?第二个问题是:统一优先还是自由优先?第三个问题:德国真的像人们一直认定的那样,是欧洲安全或者说欧洲均势的一个威胁吗?

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数年前刚解体的旧帝国的替代品:德意志邦联(der Deutsche Bund)。这个新邦联的任务是给德意志诸侯和各自由城市一个共同的政治平台——这种结构既能如他们所期望的那样使他们松散地聚合在一起,又不会妨碍他们行使各自的主权。

德意志邦联要想顺利运行,有三个必要条件:其一,德意志空间内的两强——奥地利和普鲁士,相互间必须保持极大的克制;其二,所谓的“第三个德国”或“特利亚斯”(die Trias)——境内其他的中、小邦国——多少应该团结起来代表其整体利益;其三,德意志邦联应该为自由思想留下成长的时间。然而,在德意志邦联之内,只有从1815年到1866年的“德意志双雄之战”前的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虽然因1848—1849年革命而有所中断)才暂时具备前两个条件,而且它们在1850年之后也已呈现出越来越不稳固的态势。至于说第三个条件,则从来也没有具备过。

1848年革命源自一场反对那些拒绝自由和统一的德意志诸侯的运动。德国的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想要实现的,是比1789年法国的革命者更为雄心勃勃的计划。法国的革命者是想把已经存在的民族国家建立在全新的社会基础之上。而“1848年的那代人”的目标有两个:他们要让(轮廓已变得更加清晰的)德意志在成为一个民族国家的同时也成为一个宪政国家。他们忍不住想毕其功于一役,但最终却力不能逮。

在革命的早期阶段,这场运动的推动者们都觉得一个统一的德国毫无疑问地应该包括讲德语的奥地利。而直到1848年末才有人意识到,统一是不可能在大德意志框架内实现的,它只有在普鲁士统领下的、不包括奥地利的小德意志框架内才能实现。然而,当有人有此觉悟时,实施这样一个妥协性方案的时机早已错过:普鲁士的反革命势力已经变得如此之强大,以至于来自霍亨索伦(Hohenzollernkrone)家族的国王与法兰克福的国民大会之间早已无法再达成一致。

俾斯麦用以解决德意志问题的“小德意志方案”是一次经典的“自上而下的革命”。该方案由三次战争构成:1864年德意志邦联与丹麦的战争,1866年普鲁士与奥地利之间的战争,以及1870—1871年的德法战争。此三战以普鲁士的方式回答了1848年提出的统一问题。但自由主义者所提出的自由问题,却远没有在帝国建立的过程中得到解决。尽管1871年的德意志帝国(其前身北德意志联邦始于1867年)推行了在当时非常民主的成年男子普选制度——以至于当时的德国甚至被视为比英国和比利时更为进步的模范君主立宪制国家,但这个帝国却根本没有一个必须对议会负责的政府。只是在“一战”军事失败的阴影下,德国才于1918年以“十月改革”的形式施行了议会制。人们完全有理由说德国的民主化并不是一步到位的:先实现民主化的是选举权,而政府系统则过了很久才在有限的意义上实现了民主化。

对在1918—1919年革命中诞生的魏玛共和国(Republik Ven Weimar)而言,议会民主制与战败同时发生的这个事实是德国民主政体的第一个沉重负担。民族主义右翼分子可以毫不费力地把德国在战争中使用的意识形态挪用过来,继续宣称要用“1914年的德意志精神”对抗1789年“自由、平等、博爱”的西方理念。这些“德意志精神”包括:捍卫德意志军国主义和“民族共同体”,支持一个强大且崇尚社会公正的国家——一些教授甚至将这些东西称为“德意志社会主义”。

阿道夫·希特勒,这个平步青云的极右翼党派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Deutschen Arbeiterpartei)的领袖,事实上是德国民主化不同步的获益者。在脆弱的议会民主制失败,并在1930年转变为一种半威权的总统制之后,此人可以在两个问题上大做文章:一个是普遍存在的、对议会民主制的愤恨,而且此时民主制仅存一个门面;与此同时,人民从俾斯麦时代起就部分得到的普遍平等的选举权,因政府已经在1930年至1933年以紧急法令的方式或多或少地被取消了。

纳粹党统治时期是德国最拒斥西方价值规范的年代,它否定了1776年美国革命和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理念。直到德国迎来了自己在20世纪的第二次(这次是彻彻底底的)战败,而且俾斯麦所创建的那个统一的德国也灰飞烟灭之后,新的观念转化才得以在1945年之后启程。在德国靠西边的那一部分,也就是在后来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出现了第二个议会民主政体——这一次是一个能可靠运转且有自卫能力的民主制度。正如尤尔根·哈贝马斯1986年在“历史学家之争”达到白热化之际,谈及纳粹对犹太人实施种族灭绝事件的唯一性时所说的:“联邦德国对西方政治文化毫无保留地开放”是长期学习和争论之后的结果。而在德意志的另一部分土地尚在专制统治下,在1989年的“和平革命”到来之前,这样一种对西方文明成果的好感是无法想象的。在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之后,民主德国的政治环境彻底改变了,于是这种好感也传到了德国东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