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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标题:大众创新如何带来国家繁荣

内容简介:

经济如何增长?经济繁荣又来自何处?繁荣的源泉在今天为什么受到威胁?

在本书中,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德蒙•费尔普斯根据毕生的思考对此提出了革命性的观点。为什么经济繁荣能于19世纪20年代到20世纪60年代在某些国家爆发?它不但生产了规模空前的物质财富,还带来了人们的兴盛生活——越来越多的人获得了有意义的职业、自我实现和个人成长。

费尔普斯指出,这种兴盛的源泉是现代价值观,例如,参与创造、探索和迎接挑战的愿望。这样的价值观点燃了实现广泛的自主创新所必需的草根经济活力。大多数创新并是是亨利•福特类型的孤独的梦想家所带来的,而是由千百万普通人共同推动,他们有自由的权利去构思、开发和推广新产品与新工艺,或对现状进行改进。正是这种大众参与的创新带来了庶民的繁荣兴盛——物质条件的改善加上广义的“美好生活”。

作为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专家,费尔普斯认为,中国将开启从贸易商向创新者、从商业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转轨,最早的行动可能会很快展开。这一转轨可能要经历一两代人的时间,但他认为没有什么必然理由能阻止中国完成这个旅程。

作为一本兼具现实意义和思想深度的作品,《大繁荣》对任何关心经济增长源泉和社会发展未来的读者都是必读之选。

作者简介

埃德蒙德•费尔普斯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就业与增长理论全球权威学者,数十年磨一剑,中英文同步出版

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就业与增长理论奠基人,“现代宏观经济学缔造者”和“影响经济学进程最重要的人物”之一。费尔普斯教授最重要的贡献在于经济增长理论,他继罗伯特•索洛之后,对经济增长的动态最优化路径进行了分析,提出了著名的“经济增长黄金律”,从而正式确立了经济增长理论。

费尔普斯对中国经济也并不陌生,他曾多次访华,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有广泛的了解。在“2005诺贝尔奖获得者北京论坛”上,他通过模型分析得出结论称:“中国目前的发展模式,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是合理的,但也是复杂的。”费尔普斯的理论在上世纪首先被运用在美国和西方其他一些发达国家的经济政策制定中。在今天全新的全球经济背景下,费尔普斯的经济理论也会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尤其对于今天的中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因为中国经济也必须应对失业率、通货膨胀和提高投资效率等问题。

费尔普斯认为,中国的机制促进了公众创造问题并解决问题的能力,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这种机制让绝大多数人参与进来,并促进了社会全面发展。观察表明,中国公众正从事越来越有趣味和具有挑战性及高回报率的工作。参与解决或挖掘新问题的人越多,或其参与程度越高时,经济发展的水平就越高。中国的情况符合于此,由此得出关于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肯定推断。他认为,中国要继续保持生产率和工资水平的快速增长,就必须加速自主创新,因为不再能指望西方国家代替自己完成创新任务。此外,如果中国经济要完成从中等收入向领先水平的转轨,也必须找到开发必要的经济活力的手段。

费尔普斯出生于美国伊利诺伊州,1959年获美国耶鲁大学博士学位,现任闽江学院新华都商学院院长。

试读

各国的满意度

欠缺的重要方面是对事实的专业解读,哪些地方起到了作用,哪些地方没有。

——比尔·盖茨

引自《纽约时报》

引自《纽约时报》第七章从物质层面分析了社团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影响,讨论的重点是就业和生产率。但现代经济乃至整个现代社会生活还有很重要的非物质的含义。参与现代经济所能获得的特殊价值中,很大一部分是经常能面对挑战和有所感悟,会被激发出直觉和创意,而不仅仅是其生产的物质产品和服务。本书一开篇就强调,现代经济具有广泛的想象域,是一个能够激发和尝试各种创意的虚拟实验室。文学艺术作品的现代主义革命反映了现代工作生活中追求和普遍存在的新体验。居民调查则为现代经济的非物质回报提供了实证数据,受访者纷纷表示,除了工资带来的物质收益外,他们还追求其他类型的回报。

本章讨论的问题也是本书一直在讨论的主题,即与社团主义或社会主义色彩较浓厚的国家相比,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是否提供了更多的非物质层面的回报?要直接回答这个问题可能需要对每个国家进行分解:这个国家有1/4属于现代资本主义,3/4属于社团主义;那个国家有2/3属于现代资本主义,1/3属于社会主义等。这种做法具有很强的主观性,因此我们必须采用间接的方法。在某些国家发现的某些特征可能是社团主义或社会主义最重视或者最普遍的,而其他一些特征则是现代资本主义最看重的。然后我们将讨论社团主义、社会主义和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些标志性特征,以分析它们对非物质回报产生的有利或不利影响,这些特征包括:社团主义高度的就业保护、广泛的福利制度、缩短工作周的监管规范以及集体谈判机制,社会主义庞大的公共部门,社团主义和社会主义共有的官方审批,资本主义关注的个人自由,等等。例如,由于无法准确估算各个国家现代资本主义的程度,我们采用数据测算“现代”元素的规模,这些元素通常会对经济活力和包容性发挥积极作用,然后观察它们与非物质回报之间的关系。

不过我们必须承认,尽管制度和政策非常重要,但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或者文化组合,不仅仅由政策、法律和制度构成。一个国家的经济文化包括对待产业、工作和其他经济事务的主流的态度、规范和设想。这些文化要素可能通过对制度和政策的作用间接影响非物质回报,也可以更直接地作用于社会成员的动机和期望。一个国家的灵活性(迅速接受并应用新技术或新产品)可能取决于经济文化中的某个或多个要素。一个国家的经济活力(成功激发人们的创造力以实现自主创新)可能取决于文化中的其他要素。至少在某些情况下,政治文化也可能影响一个国家的创新。文化差异非常重要,因此在比较各个国家非物质回报方面的差距时,不能用太粗略的分类(如现代资本主义、社团主义或社会主义)解释,也不能只看少数制度或政策的规模和力度,或者只看各种制度的单个特征,而是要综合评估文化中的多种要素,它们是现代资本主义、社团主义或社会主义中的关键力量。

在从大卫·李嘉图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至今的主流经济学中,都不存在文化的概念,仿佛西方文明只有一种文化存在,托斯丹·凡勃伦和马克斯·韦伯这样的学者被归入异类。但在主流经济学之外,人类学家却发现,并不是所有社会的文化都一样,而且其差别有重要影响。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认为,每个社会的文化都值得尊重,因为它们反映了特殊的需要;鲁斯·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则坚持认为某些社会文化并不是最适合当地的;精神病学家埃里克·弗罗姆(Erich Fromm)认为某些文化相当糟糕,而不尊重个人自由的文化会沦为法西斯主义。

但在过去10年,文化受到了经济学研究的重视。越来越多的人提出,文化是一种黏合剂或不可或缺的一环,以独特的方式将一个国家当今的经济状况与古老的过去联系起来。“苹果永远不会落到离树太远的地方”,不管这棵树是好是坏。[34]许多观察家注意到,某些国家在遭遇各种挫折之后,不用费力就能回到原来的高位,例如大多数欧洲国家都大致回到了战前的地位。[35]然而,新体验和新观念可以改变一个国家的文化,这一点毋庸置疑。20世纪30年代,德国纳粹党反对女性参加工作,这一理念产生了长久影响。但是在过去10年,德国女性的工作参与率已经反弹。玛格丽特·撒切尔在80年代的改革运动中消除了英国企业对竞争的反感,给大多数观察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英国目前却出现了重新制定“产业政策”的呼声。中国的历史学家认为,邓小平领导的经济改革之所以能成功,要感谢可以上溯到1500年的深远的文化背景。正如前文曾多次讲到的那样,西方的现代化带来了新思想,以及在不同程度上的新的行为方式。

工作满意度的国别差异

人们普遍认为,经济发达国家在非物质回报方面不存在显著差异:由于这些国家的生产率相近,所以它们必然采用类似的生产方式,工作体验也必然是类似的。主流经济学会假定,理论模型中的完全自动化经济不包含任何文化。然而,这其实是一种严重而且影响深远的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