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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的反叛本书被泰晤士报评为二战以来影响世界的100本书之一

北京大学教授何怀宏导读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贝娄序言

内容简介:

《大众的反叛》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这是“大众民主”正在成为欧洲政治生活主导的一个非常特别的时期,公众逐渐取代传统的社会精英而成为欧洲社会文化各个领域的支配力量,其话语也逐渐具有强势话语的特征。在另一方面,当时的公众缺乏必要的政治训练和理性涵养,表现出力有不逮的情况——诸如易受短视的功利心驱动、轻信政治投机家的承诺、对公共利益的冷漠等等。

这一切,都被奥尔特加敏锐地察觉到了。在《大众的反叛》中,作者对正在崛起的“大众民主”可能导致的“多数人的暴政”怀有深深的恐惧,虽然现代社会的技术让公众具备了支配的能力,但是否就有这样的资格呢?是否应该存在着一种克制的力量呢?

《大众的反叛》全书分为两大部分:在第一部分中,奥尔特加对“大众的反叛”这一时代特征作出诊断与剖析;在第二部分中,他将“大众的反叛”由欧洲国家之内推延至整个国际领域,由“大众人”转而分析“大众民族”。

作者在书中讨论的问题在今天看来也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如何有效避免公共灾难有巨大帮助。

作者简介

奥尔特加·加塞特,西班牙17世纪以来最重要的哲学家、思想家、文学评论家、出版家、20世纪西方最重要的公共型知识分子,现代大众社会理论的先驱。1904年在马德里大学获哲学博士,曾任马德里大学形而上学教授、西班牙立宪会议员,创办《西班牙》杂志《西方评伦》月刊及享誉全球的《太阳报》。因不满于独裁统治曾流亡海外到处游历讲学,1948年归国定居,1955年存马德里去世。代表作有《大众的反叛》、《艺术的去人性化》、《没有脊梁骨的西班牙》、《堂吉诃德沉思录》、《件么是哲学?》《历史理性》等。

试读

野蛮主义与科技

再次指出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我们这里所分析的情境,亦即当前的情境,其本质是暧昧不清的,至今尚未明朗。因此,在本文一开始,我就认为当前时代的特征,尤其是大众的反叛这一现象的特征,表现出两种倾向,每一种倾向不仅容许而且要求我们做出双重的解释:一面是有利的,另一面则是不利的。这种模棱两可并不取决于我们的心理感受,相反,它根源于事实本身:不是说当前的情境从一种立场来看是好的,从另一种立场来看则是坏的,而是说它本身就包含着兴盛与衰亡的双重可能性。

本文无意构建一套系统的历史哲学,但毋庸置疑的是,我正在尝试以我自己的哲学信念为基石,建立一种历史哲学。我并不相信绝对的历史决定论(the absolute determinism of history),恰好相反,我相信,所有的生活包括历史生活,都由一个个纯粹的瞬间与片刻构成,其中每一个稍纵即逝的瞬间与片刻相对于前一个而言,都是不确定的;因此,在这些瞬间与片刻当中,现实显得犹疑不决、首鼠两端,面对诸多的可能性,它举棋不定,难以抉择。正是这种形而上的犹疑与踌躇使得一切生物都带上一种震颤不已的特征。 [1]

实际上,大众的反叛既可能 转化为一种崭新的、史无前例的人类组织结构,但也可能 变成一场人类命运之旷世罕见的浩劫。无视进步的事实是不明智的,但我们必须修正“人类的进步是确定无疑的”这一观念,更接近事实的毋宁是:若没有“回转”和退化的威胁与刺激,就不会有必然的进步和发展。在历史中一切都是可能的,令人欢欣鼓舞的无限进步与变幻莫测的周期性衰退并行不悖。生活,无论是个人的还是群体的,私人的还是历史的,在浩瀚的宇宙中都属于同一个实体,而宇宙是险象环生、危机四伏的。因此,在严格意义上,生活就是一场戏剧。 (1)

在当今这样的“紧要关头”(moments of crisis),这一普遍真理显得尤为有力、真实。因此,在目前大众占支配地位的情形中出现的、我们以“直接行动”来概括的新型行为,其征兆很有可能 预示着未来的完美与至善。显而易见,每一种古老的文明在演化过程中,其耗尽机能的组织以及坚硬如茧的重负会变成有毒的残渣,对生活构成障碍,并最终使之步履维艰。僵死的制度、尽管已经毫无意义但仍在发生作用的评判准则和价值标准、充满繁文缛节的应对措施、缺乏实质性内容的规范,所有这些都是文明和“间接行动”原有的组成要素,但它们现在需要经历一个急剧简化的阶段。浪漫时代普遍流行的高顶礼帽和长礼服如今已经被衬衫和便装所取代,这里,简化意味着健康和更高的品味,因而也就意味着更完美的解决途径。这正如我们通常所见到的,手段越为小巧,收获反而越多。就连浪漫式的爱情这棵大树(the tree of romantic love),也亟须修剪整饬:有太多虚饰不实的木兰附着在它的枝头;杂乱无章的匍匐枝、盘旋藤以及曲折缠绕的衍生植物攀缘在它的树干上,遮住了阳光的照耀,挡开了雨露的滋润,这些赘疣之物必须统统剪除。

一般的公共生活尤其是政治生活,迫切需要回到现实,贴着地面行走。欧洲人如果不首先剥除伪饰的外衣,裸露其本质,返璞归真,那么,他们很难像乐观主义者期盼的那样,实现飞跃式的发展。为了给一个光明的未来扫除障碍,此种正本清源、回归真实自我的戒律乃是其不可或缺的,它亦使我对过去的一切事物主张一种完全的思想自由。未来必然胜于过去,我们对过去的态度取决于未来的秩序。 (2)

但是,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19世纪的领袖们所犯下的严重错误:他们忽视了自己的责任,放松了警惕;他们在事件演化的滑坡上若无其事,漫不经心;他们对潜伏的危险——即使是在最为欢快的时刻它也不曾缓解——一无所知,也就是说,他们无力承担领导的使命,无法履行义务和职责。今天,亟须提倡一种具有夸张意义的责任感,以激发那些能感觉到它的人。强调当今时代之危险征兆已是迫在眉睫。

毫无疑问,如果让我们对当代公共生活中的诸多因素做一番权衡与考量,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其中不利的因素远远超过有利的因素,尤其是当我们从它们对未来的预示与征兆来考虑,而不是从它们目前的状况来考虑的话,情况更是如此。

如今的生活在物质可能性上已经大大提高,但是,一旦面临欧洲命运中最可怕的难题,它们就有倾覆的危险。我再次指出:社会的方向已经被这样一群人所左右,他们对文明的法则视而不见,他们蔑视的不是此种文明或彼种文明的法则,而是迄今我们所能识别的一切文明的法则。当然,他们对麻醉剂、汽车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还是饶有兴致的,不过,这只能进一步验证我的观点:他们对文明本身根本没有兴趣,因为它们仅仅是文明的产物,他们对这些东西的热衷只会使他们对其得以产生的原则更加漠不关心。如下这一事实就足以说明问题:自从the nuove scienze,即自然科学诞生以来,亦即文艺复兴以降,人们对科学的热情日益高涨,经久不衰,更具体地说,投身于纯粹科学研究的人所占人口比例曾经一代高于一代。但是,这种情况在今天处于20岁到30岁的那一代人身上首次出现了倒退(我再次强调一下是相对意义上的倒退),吸引学生们走进实验室从事纯粹科学研究变得越来越困难了。与此同时,工业却达到其发展的高峰阶段,普通大众对于科学所创造的机械装置与医药用品产生了更多的需求。我们可以不厌其烦地说,类似的不协调同样也出现在政治、艺术、道德、宗教以及日常生活中。

这样一个悖论对我们来说到底有什么意义呢?本文试图对这个问题做出回答,它向我们表明:今天占主宰地位的是一群野蛮人,是一群崛起于文明世界的自然人(Naturmensch)。这个世界是文明的,但其居民却不是文明人:他们看不到周围世界的文明,却在运用它,就仿佛它是一种自然的力量。我们的新人希望得到自己的汽车,并尽情地享用,但他认为这只是伊甸园里哪棵树木上生长的自然之果。在他的灵魂深处,他从未意识到文明那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人为本性,他也不会把对器具的热情转到造就了这些器具的原理上来。当我借用拉特瑙的话说,我们正在目睹一场“野蛮人的垂直入侵”时,有人可能会认为(一般人都这么认为)这只是一条“警句”罢了。现在,情况已经一目了然,它要么是一项真理,要么是一项谬误,但它绝不仅仅是一条简单的警句,而是一条正式的定义,它可以涵盖整个复杂的分析。当今之大众确实是一群野蛮人,一群从幕后登上文明这一古老舞台的野蛮人。

今天,关于科学技术已经取得惊人发展的言论不绝于耳;然而,在这些言论当中,即使是在最睿智的言论当中,我也没有发现多少涉及科技之未来的引人注目的认识。斯宾格勒确实是一位敏感而深刻的思想家,尽管他一直患有癫狂症;不过,在我看来他对这个问题也过于乐观了。因为,他相信继我们这个“文化”时代而来的将是一个“文明”的时代,而他所理解的“文明”首先是指技术的进步。斯宾格勒的“文化”观和历史观与本文所依据的观念之间相差不可以道里计,所以这里评论他的结论绝非易事,哪怕是出于修正的目的也是如此。因此,为了将我们的观点置于同一种尺度之下以显示二者之间的差异,只能取其荦荦大端,简而化之地比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