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自己作为方法》项飙-pdf,txt,mobi,kindle,epub电子版书免费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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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两代学人,跨越北京、牛津、温州、杭州、上海五地,历时三年完成了这场谈话。从项飙教授的个人经验切入,追索一系列超越自我的问题,其中涉及对中国社会半个世纪以来的变化、知识共同体、全球化与民粹主义、人类学方法论等题目的思考。

这本书提供了一份对话实录,也给出了一种审视问题、 思维操练的方法——在自我泛滥的潮流中,如何给自己定位,在全球化的年代,如何创造性地建设身边的小世界,在思想受困的社会,如何回答宏大的命题。

作者简介:

项飙,1972年生于浙江温州,1995年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完成本科学习,1998年获硕士学位,2003年获英国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博士学位。现为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社会人类学研究所所长。著有《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全球“猎身”:世界信息产业和印度技术劳工》等。

吴琦,《单读》主编,前《ACROSS穿越》、《南方人物周刊》记者,毕业于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下一次将是烈火》译者。

试读

年轻人之丧

吴琦: 这可能也是中国式教育的结果之一?您也是这种教育的产物。90年代以后,国内讨论这个问题的主要框架就是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之分,但后来发现所谓的素质教育也变形了,兴趣班成为新的负担,而学习的压力并没有减轻。

项飙: 我是很典型的中国式教育出来的,要去听课,没有兴趣也要坚持,从来没有想象过学习的乐趣,我们的老师也没有想象把教育变成一种乐趣。我给你举个例子,我是学文科的,我的兴趣很广泛,但我对历史不感兴趣,能把我这样的学生教到毫无兴趣,这个历史课是教绝了。老师来讲历史课,完全没有概念,为什么要讲这一段跟现在看起来完全无关的事情,这段历史对今天的学生究竟有什么意义、有什么意思?这样就不能把历史的事实激活。激活有两种办法。一种是进入历史的内部,讲三国就讲三国内部的故事,这是一种比较粗浅的把它讲得有趣的办法。更重要的是能够建立一些联系,比如三国之间权力的争斗、领土之间的变迁以及人们的领土意识,和我们现在完全不一样,可以把这一层讲出来。

说实话,西方教育还是比较强。我们这种咬牙坚持的能力比他们强,学了西方学生没学的东西,但平均来看,他们的工作热情、纪律性比国内教育的学生要强。我自己带博士、硕士感觉就比较明显,本科生的那种fun的意识也非常强。我一般不教本科生,但有一次一个本科同学要做一个论文叫作“印度和德国的垃圾处理的比较”,主要是研究人们怎么理解干净和不干净之间的关系。他去印度那些捡垃圾的人家里,发现他们的家就是在垃圾处理厂旁边临时租的房子,但特别干净,他就要去理解他们的生活观念。而在德国,垃圾已经跟脏没有关系了,大量都是干净的塑料包装,要不断地扔掉,形成循环经济,那就要关心什么东西扔掉、什么东西不扔掉的问题。这就是一个例子,很有想象力,你可以看出他的fun,他不是根据大家说了什么而去设计这个项目,而是到垃圾场看见人家的房子这么干净,问这些具体的问题。

另外一个学生去柬埔寨孤儿院研究收养政策,调查为什么这些孤儿院不愿意让儿童被其他的家庭收养。她发现是因为孤儿院要通过保留孤儿的数量以争取国际资源和资助。这等于是人道组织的商业化,在全球人道援助产业化的背景下的策略。这里就可以看出差别,我们当年的本科生十九岁、二十岁时在关心什么问题?

吴琦: 现在中国的年轻人在互联网上最大的共鸣就是“丧”,现在的条件变好了,自由度变高了,也有自己的爱好,开始有自己的fun了,结果却陷入了一种普遍的沮丧,好像一切没有意义,也看不到生活的变化。

项飙: 因为整体的经济在增长,靠它的回报大家能够持续下来,70后和一部分80后按这个情况能持续十年、二十年,但这条道路肯定是要走完的。Fun的意思就是能够对事情本身发生很大的兴趣和热情,不需要外在的回报来刺激热情。艺术、数学这些东西都是很好的例子,可能是人的本性。我们的家庭和学校教育,活生生地逼着你去想回报,就算有个人兴趣,也叫你千万不能把这个当作职业。取向就非常不一样。艺术上的热情还是比较自然的,爱画画的人总是爱画画,但其他工作,比如研究性的、公益性的,会牵扯到很多很繁琐的细节,确实要有一种持续的热情。不能完全靠自发,而是需要通过教育。

吴琦: 经济发展的红利可能到今天也没有彻底结束,这些很“丧”的年轻人依然身处其中,只不过可能他们主观上不把这些进步当回事。比如大家对户口这些东西的执着慢慢在减弱,全球性或者全国性的流动在加强,选择范围已经不局限在北上广,而是更多的二三线城市,或者回家乡,这些具体的方面其实比之前是有进展的。

项飙: 这个很有意思,我们需要替代性地提供生活意义的来源。日本给我们一个警示,出现了很多封闭的宅男宅女,生活非常稳定和固化。日本的教育也不太行,很强调工匠精神,强调执着、专注,也不太强调fun。另外一个例子,我外甥女学画画,我陪她去一个老师家里聊画画,那个老师就说你画画要画得美,画一个人的人像,那个人的手要是长得不好看的话,就把手放在背后,让大家看不见。这样对小孩子讲好像很有趣。但如果把艺术理解成这样一种视觉的美,孩子很快就会觉得没意思,因为美是形式化的,很难追求下去。艺术真正的魅力是产生一种视觉效果,让对方去思考、反思,有思考的引带力,从这个角度去理解艺术,有趣的空间就大了,孩子也会想很多问题。如果把长得不好看的手精确地画出来,把那种动感画出来,可以是很感人的。

这又回到原来的问题,我们读书,理解人类社会的规律,都一定要和自己这个人发生关系,否则搞艺术就是为了美,好像是一个服务工作,去取悦人。大家要倒过来看,不要想着去取悦,想着自己怎么可以fun,即使很简单的服务行业,比如在饭店,如果认真去观察,也能很fun,像个小作家一样去看各色人等,每个人经过前台时有什么不一样,怎样跟他互动……如果给员工很大的自主性和空间,让他觉得自己不是机械的一部分,而是作为一个社会人在跟人打交道,也会有很多创新。

现在大家都注意到,人工智能好像会造成“多余的人”。我在东北的课题是“社会上的人” [40] ,这是比较有中国特色的概念。他们没有正式单位,没有稳定工作,跟体制的关系非常不紧密,今后这批人会越来越多,他们究竟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这是全球性的挑战。确实,今后的经济政治关系可能会发生很重大的变化,人们不太需要花很多时间做物质工作去赚钱,我们能够用比较少的投入获得足够的生存资源,在这个情况下,经济活动在一个社会人的活动里的位置会变得越来越不重要。那个时候要有全新的想象。比如基本收入(basic income),意思是公民每个月都拿那么多钱,不管工作不工作。极端的情况下出现大量人工智能,很多工作自动化,剩下的就是分配问题。中国当然不太可能很快这样,但也需要新的想象。如果赚钱糊口不是主要的目的了,你的生活意义是什么,你怎么和社会形成关系?

重要的是一定要回到人本身。80年代我们讨论人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起点,现在这个问题就更重要了。我们这些年改革,在老百姓的生活里,其实是一个生命意义、生活意义转移的过程。读好书、考好学、找个好工作、家里给买房子,一直是将意义外化转移,到最后没有必要转移了,就是要回到人本身。国家也是这样,过去任何问题都首先是经济问题,经济发展了,好像其他都能解决。但你看现在的民族政策、内地和香港的关系、青年的问题,靠经济发展都解决不了,而且经济也不可能无限发展,不可能给每个人一架私人飞机随便开,所以越来越回到意义本身。意义不是虚无缥缈的人文精神,而是来自人和人的关系怎么构造,这跟经济有很大关系,回到物质资源如何分配、社会关系如何协调这些问题,但不一定建立在生产劳动的基础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