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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我的改变:个人的现代化40年》是万科创始人、现任远大科技集团联席董事长王石的最新自传。不同于市面常见的成功人士传记,王石在这本书中剖析自己、回应时代,从“肉身”“空间”“学习”“角色”“生死”五个概念入手,结构全书,高度凝练了他的最新观念与思想。在经历了“万宝之争”、经历了“人生的至暗时刻”后,他进行了十年“刻骨铭心的反思”,并用数年时间,完成此书。既是对世人加诸其身的众多谜团的大起底,也是向读者倾诉、交流,甚至彼此鼓励的“走心”之作。

作者简介

王石,1951年出生。1984年在深圳创立万科公司。万科1989年成为中国最早的上市公司;1998年成为中国最大的上市房地产公司;2016年成为《财富》世界500强企业。
2001年起,相继成为“中城联盟”“阿拉善SEE基金会”“壹基金”等社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2009年起,连续参与联合国气候大会,并于2015年创立大道应对气候变化中心(C-TEAM)。
2003年和2010年,两次登顶珠峰。2005年完成“7+2”(登顶七大洲最高峰,徒步到达南极点和北极点)。
2010年至2019年,王石先后赴哈佛、剑桥、希伯来等大学访学。2015年被授予剑桥大学彭布罗克学院院士。

试读

一个人对自己身体的态度,是个人价值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人在超越自我时,既需要通过克服外部世界的障碍来实现外在超越,也需要通过达到内在的身心和谐来实现内在超越。而外在和内在,是会相互影响的。

一些特殊经历,帮助我对身心关系有了更深的认识。17岁到22岁我在戈壁滩上开了五年重型卡车,22岁到23岁在一个锅炉大修车间做了一年半重体力活;48岁到59岁的登山生涯,让我认识了身体的极限状态;62岁开始,我又从划赛艇的过程中,第一次尝到了科学运动的甜头,成为理性身体观的受益者。

反观身边的朋友,大腹便便者不在少数。可以想见,在理性地管理自己的生活方面,我们都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进一步看,节制的意识、意志的磨炼,更会让人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受益无穷。

余英时在《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一书中比较中西文化的价值系统时,以“人与自我”“人与人”“人与自然”“生死观”这四个角度组成了价值系统的结构。第一章选择以“身体”为题,从吃饭、睡觉、性、运动这些“生活小事”谈起,就是想从“人与自我”这个角度开始书写。

第一节 认识自己的身体

缺氧

1995年5月,我的左腿突然剧痛,去医院做核磁共振,诊断为腰椎骨第四节至第五节之间长了个血管瘤,压迫到了左腿神经。那时晚上疼得吃止痛片都睡不着觉,神经科专家说,什么运动都不能进行,从现在起就要卧床,准备动手术;一旦血管瘤破裂,会引起下肢瘫痪。

在听到诊断结果的时候,我脑子里第一个念头,是要赶在手术之前去趟西藏。因为我担心万一真的瘫痪,就去不了了。

但后来会诊时,一位骨科专家认为,只要血管瘤不再增大,不一定非得动手术,也可以适当运动。我理解骨科专家的意思是:现代医疗设备太先进了,本不应该显示出来的东西也显示出来了。我没有接受动手术的方案,决定保守治疗。

这次病痛,成为我开始攀登雪山的契机。在发现血管瘤一年多后的1997年9月,我找到时间空当,去了一趟西藏。那次在珠峰大本营,在中国登山协会金俊喜教练的鼓励下,我产生了登雪山的想法。

1998年春节期间,我到北京怀柔登山基地,开始接受攀冰等专业训练。那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我利用业余时间,进行了一系列的专业训练,从体能到使用基本安全装备、确保技术、垂降技术这些基础技能,再到攀岩、冰河行进等进阶技能。训练得很全面,强度也很大,所以1999年春天去登第一座雪山时,我认为自己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我去登的第一座雪山,是位于青海格尔木的玉珠峰,海拔6178米,是昆仑山东段的最高峰。

第一天到达海拔4200米的大本营时,因为是第一次登雪山,所以状态非常兴奋。但还没等到吃晚饭,高原反应就来了——强烈地呕吐,头痛欲裂,而且一整夜都没有好转。当天就没有吃晚饭,到了半夜,缩在睡袋里,听着外面寒风呼啸,心里产生了一种恐惧感:这次是不是回不去了?

当时心里就想,不管上得去上不去,只要能活着回去,绝不再登山了。

事实上,这并不是我第一次遭遇强烈的高原反应。那之前,我第一次进藏时,就有过类似的经历。

那次进藏,也是从青海过去的,过格尔木,走青藏线,还没翻过昆仑山,就出现了非常强烈的高原反应。发烧、呕吐、头痛欲裂,根本睡不着觉。而且很特别的是,一轮强烈的高原反应过去之后,人就像解脱了一样,进入了一种自动辟谷状态,水喝得下去,饼干咽不下去,咽到喉咙就自动吐出来了,身体本能地拒绝食物。我们走青藏线走了四天,这种状态一直持续着,直到进入拉萨的第二天,才吃得下去东西。那天一早,我跟着藏民走大转经道,后来又去大昭寺参观,途中出现了强烈的饥饿感。大昭寺负责接待我的一位叫尼玛次仁的喇嘛听说后,邀请我到他的房间喝酥油茶、吃糌粑。也许是肚子饿的缘故,我连喝了四碗酥油茶,还把一碗糌粑吃得干干净净。

在拉萨待了一周之后,身体就适应了。那次在西藏待了一个月,去了包括珠峰大本营在内的很多地方,都没有再出现高原反应,所以当时就想,高原反应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没想到,一年多之后,在玉珠峰又经受了这么剧烈的折磨。但折磨归折磨,等最难受的时候熬过之后,第二天阳光出来,人从帐篷里爬出来,争强好胜、想战胜自己登上顶峰的念头又占了上风。

在我的整个登山生涯中,每一次进山,都会重复这样的过程:强烈高原反应—产生再也不登山的念头—适应之后继续往前。

2008年秋,我和好友汪建一起,去登海拔8012米的希夏邦马峰。他是基因专家,那次登山是带着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的科研课题去的,具体题目是从分子生物学层面研究低海拔生活的人们如何适应高海拔缺氧环境。登山前后,科研人员抽取了六位志愿者的血样,提取RNA,进行基因图谱分析比较。

我是志愿者之一。也正是那一次,我认识到了自己高原反应如此强烈的原因。

汪建介绍,RNA叫作核糖核酸,和DNA(脱氧核糖核酸)一样,也可以传递人的生命信息。细胞生物普遍用DNA做遗传载体,RNA在其中起辅助作用。但非细胞生物,比如病毒,就没有DNA,它们直接用RNA来传递密码。

就我们这次试验来说,人体生理活动的最基础表现是蛋白质的生成和消逝,人体血液的携氧能力主要取决于红细胞中的血红蛋白。而RNA的活动,直接决定了蛋白质的活动。所以,可以通过监测血红蛋白的RNA,来了解每个人适应不同海拔高度的能力。RNA活跃,就说明这个人体内血红蛋白合成活跃,在高海拔携氧能力强,更容易适应环境的变化。

抽血分多次进行,第一次是登山之前,在海拔3650米的拉萨;第二次是适应性训练近半个月后,在海拔5600米的营地;第三次是登顶下山后,在海拔4400米的营地;第四次是返回低海拔地区一个月之后。那次登山途中,科研人员还特地携带了离心机,先用它来分离蛋白,保留RNA,然后放置到接近零下200摄氏度的液态氮中保存。

测试结果显示,我的血红蛋白的RNA并不活跃,表明我的身体并不适合在缺氧条件下进行运动,这是先天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