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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我一生都在探索、分析、重建我自己，
但现在才了解，在我内心深处有一泓我永远都处理不了的泪水……
──欧文?亚隆，88岁
当代知名存在主义心理学者欧文?亚隆回首自己的一生，固然有数不尽的甜美、荣耀、精彩，却也有难解的悔恨、遗憾、无助与恐惧。
这本宛如小说的回忆录见证了亚隆思想与作品诞生的过程，从私人的角度回顾了他一生中的重要人物和事件。让我们看见一个时代的缩影、一个移民家庭的爱恨与梦想。他一贯的真挚坦诚，不管是对父母的遗憾、对妻子的爱恋、对亲友的思念、对死亡的恐惧，以及尴尬的旅行经验，他都一一道来，令人动容。同时他也给予每一位读者启示，以让读者探索人生的意义，找到“成为我自己”的路径与真谛。
作者简介
欧文·亚隆
当今世界上最著名、著作流传最广、最有影响力的心理治疗大师之一，被评为美国至今健在的三位最重要的心理治疗学家之一，是美国团体心理治疗的权威、精神医学大师、存在主义治疗三大代表人物之一。
他既是斯坦福大学精神病学荣誉退休教授，旧金山市一名精神科医生，同时也是一名享誉全球的畅销心理小说作者。他的许多著作不仅给心理治疗师带来启发，也深得普通读者的喜爱，在世界范围内成功发行。其作品多次荣获欧美小说和非小说类大奖，其中《当尼采哭泣》就曾荣获包括1992年“The Commonwealth Club”小说类金牌奖在内的多个奖项，被翻译成27种语言，出现在许多最佳畅销书榜单上，销量超过200万册，并在2007年被拍成同名电影。
试读
存在主义治疗
早年我做精神科住院医生时，阅读了罗洛·梅的《存在》一书，并在霍普金斯大学选修了我的第一堂哲学课，自从那时我就在思考一个问题：如何才能将这些古老的智慧融进自己的心理治疗领域。我阅读的哲学书籍越多，就越认识到精神病学忽略了多少深刻的思想。我很懊悔自己在哲学和人文科学方面的基础太过薄弱，并决心着手弥补我在学习经历中的这些缺口。
我开始在斯坦福大学旁听一些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的本科生课程，其中大多数是由一位著名的教授达芬·弗勒斯达尔执教的，他是一名思维清晰的思想家和演讲者。我发现这些课程使人着迷，尽管有些晦涩难懂；尤其是埃德蒙·胡塞尔[1]和马丁·海德格尔[2]，让人感觉很难懂。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虽然艰深，但也颇有趣味；所以，达芬讲述海德格尔的课程我从头到尾听了两次。后来，达芬和我成了终生至交。另一位讲授我感兴趣的课程的是范·哈维（Van Harvey）教授，尽管他一直坚持不可知论，但他却是斯坦福大学宗教学系的首席教授。坐在教室的前排，我着迷地听他讲述克尔凯郭尔和尼采，这是我上过的最令人难忘的两门课程。范·哈维也成了我的挚友，至今我们还经常在一起吃午餐，聊哲学。
我的整个职业生涯处在不断变化中：我越来越少与自己系里的同事在科研项目方面寻求合作。在心理学教授大卫·罗森汉（David Rosenhan）休假的时候，我替他教了几堂变态心理学的本科生课程，但那也成了我的最后一课——最后一次教这样的课程。
我逐渐远离我最初归属的医学科学，并开始让自己立足于人文科学。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也是一个自我怀疑的时刻：我经常感到自己就像一个局外人，与精神病学科的最新发展失去了联系；与此同时，在哲学和文学方面我又是一个半吊子。逐渐地，我开始挑选那些与自己领域最为相关的思想家。我接纳了尼采、萨特、加缪、叔本华、伊壁鸠鲁/卢克莱修[3]，而绕过了康德、莱布尼茨、胡塞尔和克尔凯郭尔，因为他们思想的临床应用在我看来不大明显。
我还有幸去上了英语文学教授阿尔伯特·格拉德（Albert Guerard）执教的课程，他是一位杰出的文学评论家和小说家，后来与他在教学上携手合作更是一件幸事。他和他的妻子麦克林（Maclin）都成了我的好友，麦克林也是一位作家。20世纪70年代早期，格拉德教授开设了一个新的博士课程——现代思想和文学，玛丽莲和我都加入了他的团队。我开始更多地在人文科学领域耕耘，而医学院的课程教得越来越少。在现代思想和文学的博士班，最早期的课程包括了“精神病学和传记”，由我和斯坦福大学英语系的主任汤姆·莫泽（Tom Moser）共同执教，他也成了我的一位好友。玛丽莲和我则共同讲授“小说中的死亡”，我还与达芬·弗勒斯达尔共同教过“哲学与精神病学”。
现在，我的阅读兴趣已经转向那些著述存在主义思想的小说家和哲学家：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贝克特[4]、昆德拉、赫尔曼·黑塞[5]、穆蒂斯[6]和克努特·汉姆生[7]，这些作者基本上没有涉及社会阶层、求爱、性追求、神秘或者报复这类题材，他们的主题要更加深远，触及了人类存在的范畴。他们在一个无意义的世界里挣扎着寻找意义，坦然面对不可避免的死亡和不可逾越的孤立。我自己也经历着这些人生困境。我觉得他们就在讲我的故事：不仅是我的故事，还是每一个找我咨询的患者的故事。我越来越多地意识到，我的患者们所面临的许多问题——衰老、丧失、死亡、重大的人生选择（比如从事何种职业、与谁结婚）——经常被小说家和哲学家更加中肯地予以处理，比我自己领域的同行们要拿手得多。